前段时间，两则新闻似乎在网上又引起了人们对学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的讨论：故宫今年在招募新员工时，规定报名者需要有名牌大学硕士以上的学历，最终报名的4万人只有1.7万人参加了考试；华为招聘的8位2019届博士生年薪最低89.6万元，最高201万元。

  近些年，“学历更重要，还是能力更重要”的争论经常出现。自高校扩招以来，严峻的就业形势逐年加剧，一些名企偏好名校毕业生、看重学历，导致名校和非名校之间的话语冲突彻底撕裂，也进一步促使公众追问“学历和能力哪一个更重要”。

  整体来看，现有的争论大多都是将学历和能力简单对立，但实际上两者的关系要复杂得多。

  从概念和内涵的角度出发，学历和能力谁更重要是难以衡量的。学历的含义在我们的思维意识中很清楚：是专科还是本科，是硕士还是博士，是名校还是非名校。然而，谈到能力，往往都是空洞的、模糊的、概括性的话语，很难给它下一个具体、清晰的定义，它既包括学习能力、生活能力，也包括工作需要的各种能力（领导、组织、沟通、交往的能力、技术和本领等），还可以指一个人的综合素质。

  目前来看，学校教育和企业岗位对学生的能力要求并不一样，学校教育在本科阶段对学生的考核偏重理论知识的掌握；在研究生阶段偏重理论思考、科研创新、论文写作能力；而企业对员工的要求又超出了学校教育的范围，导致校企之间存在一定的断裂，没法无缝对接。

  学历和能力之所以矛盾对立，根本原因在于招聘阶段企业对非名校毕业生的“歧视”。

  工作岗位的资源是稀缺的，真正适合的、优秀的人才并非遍地都是。因此，企业在选择员工时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包括时间和经济成本。

  在高等教育入学率越来越高、毕业生越来越多、个人求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，企业很难依靠面试这一简单的环节锁定合适的人选，因此就需要设定一定的选择标准。设定标准的目的本就是要区别对待，为了高效率地获得人才，企业只能缩小范围，从整个群体考虑，将对象聚焦在名校，毕竟，优秀群体出现优秀个人的概率更大。

  从一些名企招聘的具体岗位来看，对应届生开出百万元年薪的工作岗位，一般都是自然科学范围内高精尖、科技前沿的工作，这类人才当然需要从研究型大学、研究生的层次考虑。不得不承认，非名校也会有科研能力强的学生，但是，重点高校的资源条件、科研实力是普通院校无法相比的，名企青睐名校，不过是为了达成岗位与个人的高效匹配，节约成本。

  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，企业的这种“歧视”代表着一种经济性、工具化的过滤程序。企业不是慈善机构，有自由选择的权力，既然法律没有任何规定，仅从道德上去苛求企业别“只看学历不看能力”，并无现实意义。

  一般而言，我们对现象的认识、归纳和总结都是不完整的，而是基于一定的规律，有选择性地为自己的论点作出“证成性”辩护。比如，有些文章通过总结一些大企业的总裁和经理人的毕业学校和学历，以得出学历的重要性，殊不知，这种小样本统计的前提就已圈定在名企和高管阶层；还有很多学历不高也能通过个人努力和勤奋而发家致富的案例，在中小微企业、草根创业领域中出现得更多。

  换言之，学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，受到个人、企业、岗位、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。

  现实社会的复杂性总是超出我们的概括能力，人们对规律的概括和总结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，遇到与自己不在一个层面上的讨论，人们总能找出一些漏洞或反例。

  现实是，不同人才所具有的学历和能力，既可以结合，也可以彼此割裂，并不只是“学历低能力高”“学历高能力低”这两种非此即彼、二元对立的情况，还有“学历低能力低”“学历高能力高”“学历一般能力一般”等，在大学毕业生“过盛”的时代，最后一种类型的人恐怕占据人才市场更大的部分。

  吊诡的是，尽管有些话语的争论最终会落到“能力更重要”上，但在具体的实践中，人们的行为已经作出了相反的选择。每年高考期间，我们对父母送考、全社会为高考打开便利通道早已习以为常，还有“考研热”逐年升温，已经就业的人也会辞职加入考研大军……凡此种种，恰似说明这是个“学历更重要”的社会。

  归根结底，学历是显性的，能力是隐性的。有些能力需要在工作中通过时间来自我发现和历练；有些能力则是天生的，根本没有办法弥补。但是，通过主观努力、刻苦学习来提高学历则是可以实现的。必要时，学历甚至可以掩盖某些能力的欠缺。钱钟书先生曾在《围城》一书中打过的比方或许有些夸张，“文凭，仿佛有亚当、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，可以遮羞包丑；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、寡陋、愚笨都掩盖起来。自己没有文凭，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，没有包裹。”